读朱颖烈士的家书

朱颖是光明日报广告部的编辑，与我同乘一辆班车上班下班，彼此很熟悉，但说不上有太多的了解。

朱颖遇难后，同事和亲朋好友写了不少文章，寄托对她的哀思。这些文章情深意浓，很是感人。但最使我感动的还是朱颖的几封家书（见5月19日光明日报）。这些家书像一幅简洁的速写，生动勾勒出了朱颖丰满的形象。流畅、生动、不乏幽默的文字，表现了一个年轻姑娘的调皮和可爱，反映了一个朝气勃勃的青年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朱颖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姑娘。她自己动手制作台历，一块便宜的花布经她的双手就成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她喜欢洋娃娃，与众不同的是喜欢丑一点的娃娃。朱颖爱花，在家种了株顶红、水仙花、富贵竹。“这是到处求师学艺的结果，同事、商店的卖花小姐都是我的请教对象”。更难得的是，她从养花中发现，“花通人性，你很细致地关心它，它也会茂盛地回报你的”。但不通人性的北约，在她花一般的年龄，用炸弹夺取了她的生命！

朱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骄生惯养，却丝毫没有同龄人中常有的那种“自私”。她眷恋自己的“老爸，老妈”。“当新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她托“那悠扬的钟声跨越空间的阻隔”，给在国外的父母捎去“最爱您的女儿”的“深深祝愿”。春节前接到父母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她回信说，“听到你们的声音真好”，“我们的思念和祝福都伴随在您左右”。当父母的读了怎么能不感到心醉！对妹妹朱佳，她总有许多事可以交流，有许多俏俏话要说。还没有出国，她“就已开始想朱佳了”，出国后更是对妹妹“牵肠挂肚”。对年迈的姥姥，她更是体贴入微。老人喜欢孩子，她就对姥姥许愿：“4年后帮我看孩子。”她还“发现人老了真是和孩子差不多，得哄着，像姥姥这样的老人，得经常给她一个精神支柱，总给她树立一个不远不近的目标，这样她会有很大的信心”。这是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孩子啊。但是，北约的炸弹蛮横无理地破坏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失去爱女的朱福来、郭桂琦夫妇悲愤地发出“北约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孩子？克林顿还我的女儿！”这样令人心碎的呼声。

和许多城市姑娘一样，朱颖是一个馋嘴丫头。就是到了国外，“依然是满屋子里各个角落翻吃的”。看到房东院子四周种的是玫瑰花，她马上想到如果“种的是梨或樱桃等果树，这样我们还能解个馋”。看到院里的无花果熟了，她想吃了就去摘，反正“不会亏了我吃的”。但她讨厌大吃大喝。出国前，“依依不舍的”同事朋友为她饯行，她悄悄地感慨：“唉，饭局太多，也是一大负担。”她喜欢的是自己安排生活，创造生活。父母出国后，她“烹调技术大长”，而且“颇有老妈风范”。自己出国没多久，炖肘子、包饺子、擀面条，便“都宣告成功”。她信心十足地告诉擅长烹调的老妈：回来后，“尝尝我的手艺”。但北约的炸弹把当母亲品尝女儿亲手制做的美味佳肴的起码权利都给剥夺了！

朱颖是城里人，家庭条件优越，人又长得漂亮。但她看中的却是家在农村、长得又不帅的虎子。在世俗人眼里，两人既不般配，又不门当户对。但朱颖就觉得虎子“靠得住”。简单的三个字反映了朱颖的恋爱观。事实证明，她没有看错。虎子不仅是个好记者，而且是个好丈夫。他们相濡以沫，恩爱有加，等待着爱情的果实。但在朱颖还不到28岁的时候，自称是“人权卫士”的北约却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

如果说选择虎子作为终生伴侣说明朱颖思想的成熟，那么对婚礼的态度则反映了她高尚的生活追求。她要让“一生中唯一一次”婚礼“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那也只是“打定主意一定要去照一套漂亮的婚纱照”。她不希望“像市井里那样又是什么隆重仪式，又是什么多少桌宴席”。“我希望能够办得高雅宁静，又不想铺张浪费，我也不打算什么坐花车之类的”。她最大的心愿是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家”，“哪怕是筒子楼”。而且，她“要自己动手来建造”“一个温馨、简朴而充满情趣的小屋”。但是，满口“人道主义”的北约炸毁了她向往中的那个“充满情趣的小屋”。

朱颖是学美术设计的，到报社广告部工作可谓得其所哉。事实上工作不久，她就有多件作品获奖。但她不安于在办公室过舒服的日子，“想出去闯一闯，见识见识，认识一些人”。她认为，“年纪轻轻就困在办公室里，很快就会老的”。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求当外勤，即使收入可能减少，但“钱是次要的”。她要锻炼同人打交道的能力，而且很快体会到同人打交道要“本着以诚相待，给人以信任感的原则”。她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北约的炸弹残酷地夺去了她充分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

她就是朱颖——朱福来、郭桂琦的好女儿，虎子的好妻子，朱佳的好姐姐，光明日报的好记者。

她就是朱颖——我们这个时代的好青年。

朱颖是个普通的人，但她比许多人的情操要高尚一些；朱颖是个普通的人，但她比许多人对生活的理解要深一些；朱颖是个普通的人，但她比许多人的眼光要看得远一些。